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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体制改革+创新助中国经济突围

中国经济真回暖了吗?

从数据来看,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指标也显示出中国经济正在平稳回暖。

然而,穆迪却调降了中国的信用评级。究竟支撑经济回暖的要素是否稳定?在房地产调控作用的逐渐显现下、在金融去杠杆所带来的资本市场流动性趋紧中、在债务高企违约迫在眉睫的风险中,中国经济的新增长动力来自哪里?金融市场的监管与发展如何统筹调配?企业债务的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带着这些问题,《英才》记者专访了7位经济学家,通过他们观察,透视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以下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的采访文字:

体制成本下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就会被拖住。

中国现在面临的状态形象比喻是:两个海平面已经变成了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成本已经顶上来了,市场成本也上升了。劳动力大家都贵,土地也在变贵。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到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力就两点:要么成本比人家更低,要么手里有独到的东西。比如美国苹果卖到全世界,通宵排队买。他有你没有。

现在我们30年改革开放高速成长伟大成就,全球格局看,我们夹在中间。底下有印度、越南,成本比中国更低,这些国家招商引资的力度比我们当年还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就无可阻挡地发生了经济增长的模式变化。现在要继续强化我们的成本优势,但是成本当中的体制成本,这个东西没有改革,只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

比如社保基金,我们现在法定保障率交得比美国高。当初交那么多是没办法,当时是国企大面积亏损,所以社保交费率定得比较高。但当时就有一句话,以后要把大型的赚钱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划到社保去,用那个收益来抵社会保障。

但是真要做的时候难度不小,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条写进去了,就是要划一批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来。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下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就会被拖住。

所以,2017年要继续的改革突围。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你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既然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延长它的时间?毕竟,人均200—8000美元变成深圳的好几万美元,这个成本肯定会上去,但我们可以把整个成本曲线往右移,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

比如我们生产附加值高的东西,说工人很贵,如果还生产袜子,还是这套工艺、生产率,那工人就是很贵的。

因此,真正地对付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说的体制改革,而第二个就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的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 创新是有条件的。以色列800万人有3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创他们的研发中心,他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

(周其仁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英才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