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下午17时，“2010首届中国社工年会” 在北京隆重举行。 年会上举办了全国范围内的救助项目“共铸中国心基金计划”的启动仪式。 BiMBA 2000EMBA校友，步长集团总裁赵涛现场代表公司承诺在未来10年每年捐赠1000万元，共计捐赠1亿元人民币为“共铸中国心”项目的可持续开展保驾护航。

“共铸中国心基金计划”是由《公益时报》与步长集团联合北京市红十字会，在原来“爱心2008”和“共铸中国心”项目基础上，在相关部委指导、中国社工协会管理下，为继续开展贫困家庭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救助工作，联合发起的全国范围内的救助项目。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于2005年启动的“爱心2008”贫困家庭病残儿童救助项目，截至目前，已救助4100余名贫困家庭病残儿童。据协会负责人介绍，“爱心2008”贫困病残儿童救助项目，通过四年执行，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救助程序和长效的合作机制，已经具备了长期可持续开展项目的所有条件。步长集团联合北京市红十字会，在2009年6月启动了“共铸中国心”西部地区先心病患者救助行动，共组织约1100人次首都医务工作者赴西部宁夏固原市开展义诊、赠药、业务培训、筛查先心病患者等活动。

     此次项目启动仪式的举行，标志着两个项目未来在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救助领域的资源整合，从善款募集、社工理念、医务救助等多方位探索新型救助模式。“共铸中国心基金计划”贫困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救助项目的启动，无疑会在贫困家庭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救助的领域，探索和建立公益资源配置之间互动协调的机制，实现公益领域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思路的创新。

公益时报讯 2月2日，由民政部指导，中国社工协会主办，公益时报社承办的“首届中国社工年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会上揭晓了“2009年度中国社工人物”， BiMBA 2000EMBA、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公益时报》社长刘京名列其中。

荣获“2009年度中国社工人物”的有：蒋正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祥龄，香港居民、广东东莞市横沥镇隔坑社区服务中心创办人；陆士桢，中国社工协会专家委员会执行主任、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常务副院长；刘京，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公益时报》社长；喇英才，青海省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国强，济南时报总编辑、济南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泉城义工志愿服务联络站站长；刘晓，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社会工作协会常务副会长、湖南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郭长江，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总会党组副书记，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高润霖，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心血管病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心血管病研究所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首席专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马伊里，社会学博士、上海民政局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研究生兼职导师、香港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公益时报讯 2月2日，由民政部指导，中国社工协会主办，公益时报社承办的“首届中国社工年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会上揭晓了“2009年度中国社工人物”， BiMBA 2000EMBA、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公益时报》社长刘京名列其中。

荣获“2009年度中国社工人物”的有：蒋正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祥龄，香港居民、广东东莞市横沥镇隔坑社区服务中心创办人；陆士桢，中国社工协会专家委员会执行主任、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常务副院长；刘京，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公益时报》社长；喇英才，青海省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国强，济南时报总编辑、济南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泉城义工志愿服务联络站站长；刘晓，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社会工作协会常务副会长、湖南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郭长江，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总会党组副书记，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高润霖，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心血管病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心血管病研究所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首席专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马伊里，社会学博士、上海民政局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研究生兼职导师、香港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公益时报讯 2月2日，由民政部指导，中国社工协会主办，公益时报社承办的“首届中国社工年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会上揭晓了“2009年度中国社工人物”， BiMBA 2000EMBA、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公益时报》社长刘京名列其中。

荣获“2009年度中国社工人物”的有：蒋正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祥龄，香港居民、广东东莞市横沥镇隔坑社区服务中心创办人；陆士桢，中国社工协会专家委员会执行主任、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常务副院长；刘京，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公益时报》社长；喇英才，青海省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国强，济南时报总编辑、济南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泉城义工志愿服务联络站站长；刘晓，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社会工作协会常务副会长、湖南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郭长江，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总会党组副书记，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高润霖，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心血管病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心血管病研究所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首席专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马伊里，社会学博士、上海民政局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研究生兼职导师、香港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2月2日下午17时，“2010首届中国社工年会” 在北京隆重举行。 年会上举办了全国范围内的救助项目“共铸中国心基金计划”的启动仪式。 BiMBA 2000EMBA校友，步长集团总裁赵涛现场代表公司承诺在未来10年每年捐赠1000万元，共计捐赠1亿元人民币为“共铸中国心”项目的可持续开展保驾护航。

“共铸中国心基金计划”是由《公益时报》与步长集团联合北京市红十字会，在原来“爱心2008”和“共铸中国心”项目基础上，在相关部委指导、中国社工协会管理下，为继续开展贫困家庭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救助工作，联合发起的全国范围内的救助项目。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于2005年启动的“爱心2008”贫困家庭病残儿童救助项目，截至目前，已救助4100余名贫困家庭病残儿童。据协会负责人介绍，“爱心2008”贫困病残儿童救助项目，通过四年执行，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救助程序和长效的合作机制，已经具备了长期可持续开展项目的所有条件。步长集团联合北京市红十字会，在2009年6月启动了“共铸中国心”西部地区先心病患者救助行动，共组织约1100人次首都医务工作者赴西部宁夏固原市开展义诊、赠药、业务培训、筛查先心病患者等活动。

     此次项目启动仪式的举行，标志着两个项目未来在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救助领域的资源整合，从善款募集、社工理念、医务救助等多方位探索新型救助模式。“共铸中国心基金计划”贫困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救助项目的启动，无疑会在贫困家庭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救助的领域，探索和建立公益资源配置之间互动协调的机制，实现公益领域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思路的创新。

 2月2日下午17时，“2010首届中国社工年会” 在北京隆重举行。 年会上举办了全国范围内的救助项目“共铸中国心基金计划”的启动仪式。 BiMBA 2000EMBA校友，步长集团总裁赵涛现场代表公司承诺在未来10年每年捐赠1000万元，共计捐赠1亿元人民币为“共铸中国心”项目的可持续开展保驾护航。

“共铸中国心基金计划”是由《公益时报》与步长集团联合北京市红十字会，在原来“爱心2008”和“共铸中国心”项目基础上，在相关部委指导、中国社工协会管理下，为继续开展贫困家庭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救助工作，联合发起的全国范围内的救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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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 Healthcare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 Ltd. Is a newly started private equity firm that focuses on healthcare industry, especially in China. Our team members posses professional degrees in medical, legal and business fields from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and have abundant experience in China. Now we welcome new talents to join us.

Position: Intern
Working hour: Flexible, project base
Period: 3 months to 1 year
Office: Beijing
Application Deadline: February 12th, 2009

Job Description:
a) Assist partners in preparing business/legal/financial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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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ther jobs on hoc

Basic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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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 Since our working hour is project base, please be seriously considered your availability and make sure you can balance between this intern and your school course.

Please send your CV to David at davidhcwang@gmail.com before the deadline. Please pardon us that only short list candidates will be contacted.

        BiMBA 2005EMBA校友姜诗明担任总策划和制片人的《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调查结果发布晚会将于2月11号18：50 在央视2财经频道首次播出，重播时间为除夕22：20。敬请关注！

    有关“经济生活大调查” 活动介绍，请见http://www.bimba.edu.cn/article.asp?articleid=9365。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

　　谢谢论坛的邀请！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讲讲当下的经济问题。因为走向2049的中国是由无数的当下问题组成的，哪个问题往哪个方向去解决，肯定决定着不同的2049的中国。这个问题是当时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世界各国在刺激政策上怎么退出，要不要退出。

　　总是有人问一个问题，现在是不是退出的恰当时期？我说，从中国的情况看，是应该退出。理由，我当时讲过两条：第一，中国的经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已经保证了8%以上的经济增长，既然第一个复苏，当然有理由第一个退出。第二个理由，在中国的经济刺激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刺激政策的一些代价，主要是大量货币的发放，对市场物价的整个形势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这个我们在市场上已经看到了。

　　还有一条理由，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讲一讲。我们对于经济到底怎么发展，应该有一些更深层的看法，所谓刺激政策，就是政府在短期内，用负债、用扩大的货币供应来刺激经济，都是在需求这一侧采取的短期办法。根据经验来看，它也只有短期的效果。因为我们不能相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经济的腾飞，都是靠多供应货币、靠政府多负债就可以获得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认为，根据目前的经济情况，中国应该非常主动地实行有步骤的、坚定的退出政策，让这个经济回到一个可靠的增长的基础上来。

　　我还讲另外一个看法，退出要和一些进入组合起来，因为大家担心，现在巨大的经济增长是靠政府下放的投入在支撑，一旦退出，这个速度还会保证吗？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向，不是说由于担心政府退出，经济速度就会下滑，所以政府要继续保持高强度的刺激。也就是说，高额的负债和过量的货币。我认为，正确的解决办法是让经济回到能够持续增长的可靠基础上来，最重要的是供给一方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所以退出和进入要组合。政府的负债、过量的货币供应要退出，坚决有步骤地退出，但是结构性的改革要进入，要加快。特别是由于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似乎形成了一个全球的舆论，市场出了问题，政府来救。现在看起来，政府的救也不会免费，美国、欧盟，更不要说日本，某种层面也包括中国。

　　为了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政府这一侧的经济政策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像美国的财政赤字这么大，占GDP的10%以上；而当年欧洲国家在加入欧盟是有协定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是有控制的，但现在很多欧洲国家都很远地离开了这个原则。

　　所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使了很大的力量，人类的下一个危机可能就是财政性的危机，像最近土耳其发生的事件；还有我们在达沃斯开会，还听到有一些欧洲国家要发生类似的麻烦。我想这个经济发展问题，还是要回到根本的方面来。

　　到底靠什么来支持经济增长？我想这个道理还是很简单的——就是要在供给这一侧，动员更多的人，更积极地刺激市场需求，从事有效的生产，这是经济增长的根本。短期的刺激政策也许必不可免，但是不能把这个看成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基础，这个中间的政策不能混淆。如果混淆，2049年的中国很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面貌。中国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指出两条历史经验。1980年代时候的中国，当时有一个所谓的跃进，财政赤字是抬头的，货币也是超发的，但是1980年以后中国很快进行了改革，包括农村改革、城市改革，这个改革是实质地改变了经济活动当中的基本关系，重新界定了普通人的财产权利，界定了普通人、地方、企业活动的自由空间，这激发了一部分供给的增加。所以1980年的财政、货币的不太正常被改革消化掉了。

　　第二个例子，1997年，中国的经济遇到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那一年为了对付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中国政府也采用了扩大开支，加大政府项目，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因此财政变量、财政赤字、货币供应方面也出现了短时间的不正常、不健康情况。但是1997、1998年以后，中国除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启动了改革，特别是对庞大的占有大量资源的国有企业体系进行了改革，对金融体系进行了改革，对政府垄断的大产业部门进行了适度的开放，特别是通过WTO的签订，中国扩大了对外开放，增加了全世界资本、信息、技术、人才和中国资源的组合。

　　因此，1997年、1998年以后，中国短期的、不健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就被这个改革的成果取代了。

　　这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规模可能超过以往，遇到的挑战也将超过以往，但是基本的道理相信是一样的。仅仅有短期超发货币、政府扩大赤字，是不够的，因为借了钱将来要还的，政府用什么来还这些债务呢？如果不靠税收，靠多发票子，市场物价就会发生变化，物价最水平也会发生变化，最后只能给企业、家庭、个人带来做决策的困难。

　　因此，这绝不是长期发展的一个根本可靠的基础。可靠的办法还是要把短期政策和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今天，这方面的任务不但依然很多，而且依然很艰巨。为此，我的看法，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年度的GDP增长，要着眼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所以，我想当下问题的解决方向就是逐步缩小刺激政策，退出刺激政策，同时启动结构上的改革，让中国经济，面向2049的中国经济，有一个更可靠的发展基础，谢谢各位！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

　　谢谢论坛的邀请！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讲讲当下的经济问题。因为走向2049的中国是由无数的当下问题组成的，哪个问题往哪个方向去解决，肯定决定着不同的2049的中国。这个问题是当时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世界各国在刺激政策上怎么退出，要不要退出。

　　总是有人问一个问题，现在是不是退出的恰当时期？我说，从中国的情况看，是应该退出。理由，我当时讲过两条：第一，中国的经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已经保证了8%以上的经济增长，既然第一个复苏，当然有理由第一个退出。第二个理由，在中国的经济刺激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刺激政策的一些代价，主要是大量货币的发放，对市场物价的整个形势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这个我们在市场上已经看到了。

　　还有一条理由，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讲一讲。我们对于经济到底怎么发展，应该有一些更深层的看法，所谓刺激政策，就是政府在短期内，用负债、用扩大的货币供应来刺激经济，都是在需求这一侧采取的短期办法。根据经验来看，它也只有短期的效果。因为我们不能相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经济的腾飞，都是靠多供应货币、靠政府多负债就可以获得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认为，根据目前的经济情况，中国应该非常主动地实行有步骤的、坚定的退出政策，让这个经济回到一个可靠的增长的基础上来。

　　我还讲另外一个看法，退出要和一些进入组合起来，因为大家担心，现在巨大的经济增长是靠政府下放的投入在支撑，一旦退出，这个速度还会保证吗？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向，不是说由于担心政府退出，经济速度就会下滑，所以政府要继续保持高强度的刺激。也就是说，高额的负债和过量的货币。我认为，正确的解决办法是让经济回到能够持续增长的可靠基础上来，最重要的是供给一方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所以退出和进入要组合。政府的负债、过量的货币供应要退出，坚决有步骤地退出，但是结构性的改革要进入，要加快。特别是由于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似乎形成了一个全球的舆论，市场出了问题，政府来救。现在看起来，政府的救也不会免费，美国、欧盟，更不要说日本，某种层面也包括中国。

　　为了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政府这一侧的经济政策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像美国的财政赤字这么大，占GDP的10%以上；而当年欧洲国家在加入欧盟是有协定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是有控制的，但现在很多欧洲国家都很远地离开了这个原则。

　　所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使了很大的力量，人类的下一个危机可能就是财政性的危机，像最近土耳其发生的事件；还有我们在达沃斯开会，还听到有一些欧洲国家要发生类似的麻烦。我想这个经济发展问题，还是要回到根本的方面来。

　　到底靠什么来支持经济增长？我想这个道理还是很简单的——就是要在供给这一侧，动员更多的人，更积极地刺激市场需求，从事有效的生产，这是经济增长的根本。短期的刺激政策也许必不可免，但是不能把这个看成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基础，这个中间的政策不能混淆。如果混淆，2049年的中国很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面貌。中国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指出两条历史经验。1980年代时候的中国，当时有一个所谓的跃进，财政赤字是抬头的，货币也是超发的，但是1980年以后中国很快进行了改革，包括农村改革、城市改革，这个改革是实质地改变了经济活动当中的基本关系，重新界定了普通人的财产权利，界定了普通人、地方、企业活动的自由空间，这激发了一部分供给的增加。所以1980年的财政、货币的不太正常被改革消化掉了。

　　第二个例子，1997年，中国的经济遇到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那一年为了对付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中国政府也采用了扩大开支，加大政府项目，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因此财政变量、财政赤字、货币供应方面也出现了短时间的不正常、不健康情况。但是1997、1998年以后，中国除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启动了改革，特别是对庞大的占有大量资源的国有企业体系进行了改革，对金融体系进行了改革，对政府垄断的大产业部门进行了适度的开放，特别是通过WTO的签订，中国扩大了对外开放，增加了全世界资本、信息、技术、人才和中国资源的组合。

　　因此，1997年、1998年以后，中国短期的、不健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就被这个改革的成果取代了。

　　这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规模可能超过以往，遇到的挑战也将超过以往，但是基本的道理相信是一样的。仅仅有短期超发货币、政府扩大赤字，是不够的，因为借了钱将来要还的，政府用什么来还这些债务呢？如果不靠税收，靠多发票子，市场物价就会发生变化，物价最水平也会发生变化，最后只能给企业、家庭、个人带来做决策的困难。

　　因此，这绝不是长期发展的一个根本可靠的基础。可靠的办法还是要把短期政策和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今天，这方面的任务不但依然很多，而且依然很艰巨。为此，我的看法，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年度的GDP增长，要着眼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所以，我想当下问题的解决方向就是逐步缩小刺激政策，退出刺激政策，同时启动结构上的改革，让中国经济，面向2049的中国经济，有一个更可靠的发展基础，谢谢各位！

　　回首三十年的改革，蓦然发现，一项没有完成的重大改革是经济的去国家化。在改革开始的头二十多年里，狂飙突进的改革遮蔽了这个问题。现在，这些改革尘埃落定，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弊端就显现出来。在中国经济出现重大结构性失衡的当口，是我们把经济的去国家化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回首三十年的改革，蓦然发现，一项没有完成的重大改革是经济的去国家化。在改革开始的头二十多年里，狂飙突进的改革遮蔽了这个问题。现在，这些改革尘埃落定，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弊端就显现出来。在中国经济出现重大结构性失衡的当口，是我们把经济的去国家化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对这场金融危机，比较普遍的倾向，是从早先的估计不足转向对危机估计得过于严重。开始的估计不足是显见的，无非是偌大一个美国，区区一些“次贷”应该算不上大问题，更不可能对美国以外的经济发生严重冲击。可是随着事态的恶化，流行的估计就越来越严重，甚至把这场金融危机看得比1929-1933年的大危机还严重，成为百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市场危机。

　　现在来看，这种估计是过头了。1930年代的大危机前后持续4年，仅美国的失业率就超过四分之一，倒闭的公司和银行无数，股市则跌掉90%。当然论到资产账面值的损失，现在的应该远大过当年。不过，要是拿美元不变价算，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最显著的不同是，不过两年时间“后危机时代”就到了。

　　粗略比较，这场金融危机与上个世纪30年代大危机相比，至少有两点不同。

　　第一，1929- 1933年危机的背景，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圈子内，发生了新兴国对老牌国后来居上的秩序变动，比如美国、德国相对于大英帝国的崛起。那终究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圈子。

　　今天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印度、前苏东国家等一大批经济体，积极地卷入了全球化。这个圈子大得多了，里面有两大经济板块，即发达国家与新开放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两大板块之间，收入差距的落差十分巨大，譬如中国刚开放时平均的人工成本只及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一。这么两大板块，过去被冷战壁垒隔开，经济来往少，互相不比赛。可是随着中国的开放，以及印度和前苏东集团国家的陆续开放，两大板块开始打通。这不能不激发出极其巨大的竞争潜力、不能不释放巨量的优势，也不能不带来极其巨大的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同时，这个大变局也无可挽回地要打破原有的全球秩序与平衡。

　　举个例子。原来的汽车主要在年薪6万-8万美元的地方生产，其他地方搞不了多少。可是现在中国年收入3000美元的工人也能够生产出蛮像样的汽车，这就引发了规模巨大的替代、来往、产业转移与结构重组。原来的秩序无从维持，原来的平衡要被打破。这是“全球失衡”问题的根源。这样的“失衡”，其实过去就发生过。美、德崛起时出现过，日本、东亚崛起时也出现过。区别在于，今天的世界更全球化，而两大板块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更为巨大。所以，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是，由此带来全球范围内比较优势的发挥，也一定更为显著、更为长久。这是全球经济格局的基本面，并不因为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而有根本的改变。

　　第二，1929- 1933年大危机时，主要发达国家实行的是金本位制，也就是货币挂钩黄金。

　　黄金本位的货币如有的经济学家讲过的那样，是比较“诚实”的货币，因为谁也不容易在里面“兑水”，一般搞不起严重的通胀。但是，金本位的货币制度遇到通缩时，各国也没有可能大手释放货币来刺激经济。其实，1929-1933年的大危机，最后也是先让英镑、美元分别与黄金脱钩以后才得以摆脱的。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全球主要货币早已与黄金脱钩，全球都已经进入了一个“法定不可兑现货币”的时代。在这个制度背景下，各国当局只要担心通缩之痛，短期内就有足够的手段打开货币龙头，大手刺激经济。这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不可企及的“优势”，在分析和估计经济形势时不可以忽略的。

　　所以，从全球格局的实体经济层面来看，发达国家与新兴开放经济体这两大板块从隔绝走向开放，由此激发出巨大的比较优势，推高了全球经济增长。同时，一旦金融市场爆发危机，引起了所谓系统性的恐慌、衰退和萧条，各国也还有一个松动货币供给、刺激经济的后手棋可以下。把这两个方面加到一起，结果就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尽管一时来势汹汹，却没有、也不可能那么容易地就把1929-1933年的大危机真正比下去。

　　至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也有一个从估计不足到估计过于严重的过程。2008年10月份，中国出口大幅度下滑，市场价格跳水。那是一个严峻的时刻。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增长靠工业主打，而工业制造又高度依赖出口。但过了2008年年中，中国出口从过去每年正的20%-30%的高增长，变为负的20%———有50个百分点的下滑！当时一位经济学家判断，中国经济在2009年和2010年都将出现负增长，不要说保八，就是保零都艰难。这也是中国政府出台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背景：两年4万亿国家投资，外加上三年7500亿专项医改花费，再加上出人意料的一年高达9万亿-10万亿的银行信贷。最后的结果，今年最低一个季度的G D P增长率，还是超过了6%。2009年全年过8，现在无人怀疑了。

　　在认识上还要加上一点，即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显著的，是中国的劳动者、建设者非常肯干，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干就什么也没有了。去年春节前，2000万农民工返乡的消息炒得全世界都知道，但是过了春节，农民工还是出来找新的机会。我也注意到工业增长方面的一条消息：到2009年9月为止，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的增长率要比国有与国有控股的增长率，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不难理解，这背后是体制优势、而不是投入优势在起作用。由于微观基础还是可靠，而政府在宏观刺激的同时还解开了不少束缚经济增长的限制性政策措施，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强劲复苏。

　　对明年的经济形势怎么看？目前还是有个担心，认为复苏不稳固、不可靠。但是从数据来看，今年前9个月投资对G D P的增长贡献了7.3个百分点，消费的贡献是4个百分点，出口则是-3.6%;加到一起G D P增长7.7%。

　　对此可问三个问题：未来中国的投资增速会不会减少？消费增速会不会减少？出口会不会增加？我这么看，把明年的投资和消费加到一起算，应该不会减少。

　　我的基本观点就是中国的增长速度不是问题。美国金融企稳之后，其进口需求免不了还要回升的。奥巴马总统要让美国成为出口大国，但他们必须能够生产出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才行。否则，非要年薪8万美元的工人去生产年薪3000美元的工人就能生产出来的质量相当的汽车，美国人没那么笨。

　　问题是救市的代价。全球都面临这个问题。放出去这么巨量的货币，譬如比G D P的增长还高出20个百分点的广义货币，绝不会没有后果的。大量投放出来的流动性将继续在整个市场里漫游，集结到不同的产业部门、不同的产业领域，由此带来相对价格较大的波动，最后或早或晚推高物价的总水平。目前还看不见通胀，因为C P I不过刚刚转正而已。不过，“物价总水平”指的可不仅仅只是消费品之价，也包括生产资料和各种资产之价。

　　总体来看，当全球和中国经济复苏的时候，某些失衡也会复苏。不仅如此，为了应对“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各国释放出太多的货币在全球漫游，究竟会对经济决策的环境造成什么影响，非常值得我们在“后危机时代”密切关注。

　　对这场金融危机，比较普遍的倾向，是从早先的估计不足转向对危机估计得过于严重。开始的估计不足是显见的，无非是偌大一个美国，区区一些“次贷”应该算不上大问题，更不可能对美国以外的经济发生严重冲击。可是随着事态的恶化，流行的估计就越来越严重，甚至把这场金融危机看得比1929-1933年的大危机还严重，成为百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市场危机。

　　现在来看，这种估计是过头了。1930年代的大危机前后持续4年，仅美国的失业率就超过四分之一，倒闭的公司和银行无数，股市则跌掉90%。当然论到资产账面值的损失，现在的应该远大过当年。不过，要是拿美元不变价算，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最显著的不同是，不过两年时间“后危机时代”就到了。

　　粗略比较，这场金融危机与上个世纪30年代大危机相比，至少有两点不同。

　　第一，1929- 1933年危机的背景，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圈子内，发生了新兴国对老牌国后来居上的秩序变动，比如美国、德国相对于大英帝国的崛起。那终究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圈子。

　　今天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印度、前苏东国家等一大批经济体，积极地卷入了全球化。这个圈子大得多了，里面有两大经济板块，即发达国家与新开放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两大板块之间，收入差距的落差十分巨大，譬如中国刚开放时平均的人工成本只及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一。这么两大板块，过去被冷战壁垒隔开，经济来往少，互相不比赛。可是随着中国的开放，以及印度和前苏东集团国家的陆续开放，两大板块开始打通。这不能不激发出极其巨大的竞争潜力、不能不释放巨量的优势，也不能不带来极其巨大的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同时，这个大变局也无可挽回地要打破原有的全球秩序与平衡。

　　举个例子。原来的汽车主要在年薪6万-8万美元的地方生产，其他地方搞不了多少。可是现在中国年收入3000美元的工人也能够生产出蛮像样的汽车，这就引发了规模巨大的替代、来往、产业转移与结构重组。原来的秩序无从维持，原来的平衡要被打破。这是“全球失衡”问题的根源。这样的“失衡”，其实过去就发生过。美、德崛起时出现过，日本、东亚崛起时也出现过。区别在于，今天的世界更全球化，而两大板块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更为巨大。所以，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是，由此带来全球范围内比较优势的发挥，也一定更为显著、更为长久。这是全球经济格局的基本面，并不因为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而有根本的改变。

　　第二，1929- 1933年大危机时，主要发达国家实行的是金本位制，也就是货币挂钩黄金。

　　黄金本位的货币如有的经济学家讲过的那样，是比较“诚实”的货币，因为谁也不容易在里面“兑水”，一般搞不起严重的通胀。但是，金本位的货币制度遇到通缩时，各国也没有可能大手释放货币来刺激经济。其实，1929-1933年的大危机，最后也是先让英镑、美元分别与黄金脱钩以后才得以摆脱的。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全球主要货币早已与黄金脱钩，全球都已经进入了一个“法定不可兑现货币”的时代。在这个制度背景下，各国当局只要担心通缩之痛，短期内就有足够的手段打开货币龙头，大手刺激经济。这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不可企及的“优势”，在分析和估计经济形势时不可以忽略的。

　　所以，从全球格局的实体经济层面来看，发达国家与新兴开放经济体这两大板块从隔绝走向开放，由此激发出巨大的比较优势，推高了全球经济增长。同时，一旦金融市场爆发危机，引起了所谓系统性的恐慌、衰退和萧条，各国也还有一个松动货币供给、刺激经济的后手棋可以下。把这两个方面加到一起，结果就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尽管一时来势汹汹，却没有、也不可能那么容易地就把1929-1933年的大危机真正比下去。

　　至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也有一个从估计不足到估计过于严重的过程。2008年10月份，中国出口大幅度下滑，市场价格跳水。那是一个严峻的时刻。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增长靠工业主打，而工业制造又高度依赖出口。但过了2008年年中，中国出口从过去每年正的20%-30%的高增长，变为负的20%———有50个百分点的下滑！当时一位经济学家判断，中国经济在2009年和2010年都将出现负增长，不要说保八，就是保零都艰难。这也是中国政府出台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背景：两年4万亿国家投资，外加上三年7500亿专项医改花费，再加上出人意料的一年高达9万亿-10万亿的银行信贷。最后的结果，今年最低一个季度的G D P增长率，还是超过了6%。2009年全年过8，现在无人怀疑了。

　　在认识上还要加上一点，即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显著的，是中国的劳动者、建设者非常肯干，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干就什么也没有了。去年春节前，2000万农民工返乡的消息炒得全世界都知道，但是过了春节，农民工还是出来找新的机会。我也注意到工业增长方面的一条消息：到2009年9月为止，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的增长率要比国有与国有控股的增长率，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不难理解，这背后是体制优势、而不是投入优势在起作用。由于微观基础还是可靠，而政府在宏观刺激的同时还解开了不少束缚经济增长的限制性政策措施，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强劲复苏。

　　对明年的经济形势怎么看？目前还是有个担心，认为复苏不稳固、不可靠。但是从数据来看，今年前9个月投资对G D P的增长贡献了7.3个百分点，消费的贡献是4个百分点，出口则是-3.6%;加到一起G D P增长7.7%。

　　对此可问三个问题：未来中国的投资增速会不会减少？消费增速会不会减少？出口会不会增加？我这么看，把明年的投资和消费加到一起算，应该不会减少。

　　我的基本观点就是中国的增长速度不是问题。美国金融企稳之后，其进口需求免不了还要回升的。奥巴马总统要让美国成为出口大国，但他们必须能够生产出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才行。否则，非要年薪8万美元的工人去生产年薪3000美元的工人就能生产出来的质量相当的汽车，美国人没那么笨。

　　问题是救市的代价。全球都面临这个问题。放出去这么巨量的货币，譬如比G D P的增长还高出20个百分点的广义货币，绝不会没有后果的。大量投放出来的流动性将继续在整个市场里漫游，集结到不同的产业部门、不同的产业领域，由此带来相对价格较大的波动，最后或早或晚推高物价的总水平。目前还看不见通胀，因为C P I不过刚刚转正而已。不过，“物价总水平”指的可不仅仅只是消费品之价，也包括生产资料和各种资产之价。

　　总体来看，当全球和中国经济复苏的时候，某些失衡也会复苏。不仅如此，为了应对“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各国释放出太多的货币在全球漫游，究竟会对经济决策的环境造成什么影响，非常值得我们在“后危机时代”密切关注。

　　郑一博士的报告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主要介绍水资源背景知识和概况，后一部分借鉴美国阿拉巴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地质系教授、北京大学工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苗教授在2009年“Birdsall-Dreiss杰出讲座”所作演讲介绍中国水资源问题概况。

一、水资源背景知识

　　郑一博士首先介绍了水资源的基本背景知识。地球上水的总储量中，淡水约占2.53%。除去不可利用的冰川、永久积雪和永冻层冰，可供人类利用的淡水仅占全球水储量的0.77%，约为1亿亿立方米。

　　水资源中可再生的部分，只包括每年参与水循环的水，也就是地球水中每年更新的部分。水循环，即水文循环，指地球上的水在太阳辐射和重力作用下，以蒸发、降水和径流等方式进行的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每年参与水循环的水，仅为577万亿立方米。

　　水循环的速度，即水的更新周期，也称作水龄。不同水体更新周期差异巨大。永冻层底水更新周期为1万年，海洋水更新周期为2500年，深层地下水更新周期为1400年，湖泊水更新周期为17年，河川水更新周期为16天，生物水的更新周期仅为几小时。更新周期越长的水体，开发利用越须谨慎。一方面，更新慢的水体很容易就会用尽，另一方面，更新慢水体自净能力也低。从流域尺度水循环过程角度看，陆地水来自降水，76%降水下渗，60%降水最终蒸散发。整个循环会发生两类径流：地表径流和地下径流，前者包括破面漫流和河川径流，后者包括壤中流和基流。

　　对于“水资源”有众多不同的定义。例如，美国地理调查局（USGS）1894年将水资源定义为“陆面地表水和地下水”。2002年《中国水法》和USGS类似，定义为“地表水和地下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气象组织（WMO）1988年定义水资源为“可利用或有可能被利用的水源，具有足够数量和可用的质量，能在某一地点为满足某用途而可被利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定义为“地球表层可供人类利用的水，包括水量（水质）、水域和水能资源，一般指每年可更新的水量资源。”《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定义为“可恢复和更新的淡水水源”。在这些定义中，关键差别在于是否提及水资源的可更新性。

　　具体到水资源统计方法，目前多数国家以河川径流量作为水资源量。中国水资源量在河川径流量之外，还将浅层地下水中可以取用且不计入河川径流量（以避免重复计算）计入其中。以《中国水资源公报2007》数据为例，2007年全国降水57763亿立方米；地表水资源24243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7617亿立方米，其中不计入地表水的部分为1013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为25255亿立方米。

　　1995年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为2239立方米，居世界第121位。人均占有量最高的冰岛人均水资源量为62.5万立方米，排名153位的科威特仅103立方米。美国列第56位，人均占有量为11609立方米。国际缺水标准为人均水资源量低于1000立方米为重度缺水，1000至2000立方米为中度缺水，2000至3000立方米为轻度缺水。依据这一标准，我国总体属于轻度缺水国家，然而由于时空分布不均，地区缺水问题严峻。

　　郑一博士介绍水资源概况后，总结了有关水资源的四方面问题。一是自然属性方面。水资源更新有限、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具有利害双重性，水资源也会带来灾害，例如洪水。二是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影响。过度开发、低效利用造成对水资源不合理利用；保护不力则会引起水污染、破坏生态。三是技术问题。海水利用、废水资源化等技术有待进一步发展，从技术上改善水资源紧张局面。最后，水资源也存在社会、经济、伦理方面诸多问题。例如水资源对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约束，水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甚至人和自然界的伦理问题。

二、中国水资源概况

　　2009年“Birdsall-Dreiss杰出讲座”邀请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苗教授进行演讲，郑春苗教授演讲题目是《中国是否会面临水之枯竭？》（Will China Run Out of Water?）郑一博士借用郑春苗教授的演讲PPT报告了中国水资源的一些具体情况。

　　中国水资源前景如何？据估测，2030年前后，中国水资源年消耗量为7000-8000万立方米，将接近于年度可用水资源量8000-9000万立方米。粮食问题和水资源问题紧密相联，农业用水占约全部用水三分之二。水资源紧张会给粮食生产带来压力。

　　从全世界各地水资源利用程度看，中国利用程度偏高，也就是说中国水资源相对稀缺。中国1995年水资源利用程度为10-20%，2025年将上升到20-40%，和美国类似。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北欧、南美等地水资源利用程度保持在10%以下。南亚、中东、北非等地水资源利用程度在40%以上。

　　中国水资源使用量从1949年1000万立方米左右增长到2007年近6000万立方米。国外一些研究将水资源紧张、稀缺和绝对稀缺的标准定为1700立方米、1000立方米和500立方米。中国人均占有水资源2200立方米，并不算稀缺。但由于中国水资源分布不均，一些地区如华北平原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500立方米，已经处在“绝对稀缺”水平。相比之下，美国为8200立方米，世界为7600立方米。中国水资源分布以降雨量来衡量，南部相对湿润，北部相对干旱。南北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比例约为5:1左右。

　　水资源相对稀缺的中国北方更依赖于地下水资源。华北平原很多城市地下水供水比重占城市供水超过80%，南方城市这一比例通常低于30%。水资源的问题除了稀缺之外，水污染更是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约有50-70%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污染。地下水污染同样存在，但是由于藏于地下，往往被忽视。

　　郑春苗教授通过一次在中国北方由西向东的旅行，以中国北方四个水资源稀缺的地区作为案例，考察了中国北方水资源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是新疆，新疆的水资源问题可以概括为“荒漠绿洲”。新疆只要有水，就可以把荒漠变成绿洲。这类似于美国洛杉矶，洛杉矶通过从其他地区引水从荒漠中发展起来，目前已是美国第二大城市。新疆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天山北麓地区，水资源主要来自高山积雪融水。天山以北的玛纳斯河道上游通过修建水库满足了发电、灌溉和城市用水需求，但同时导致了玛纳斯下游河道的干枯。天山以南的塔里木河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过去由于天气和人为因素，塔里木河流量减少、植被退化。2000-2005年花费107亿元资金从博斯腾湖引水到塔里木河，进行生态恢复，目前一些干枯的河道已经重新恢复了生机。

　　其次是甘肃省民勤县。民勤县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是闻名中外的缺水县。该县水资源问题受到中央重视，温家宝总理题词“决不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民勤县地处石羊河流域，由于水资源紧缺，上游用水导致绿洲面积大量收缩。近半个世纪来，地下水位从六十年代的2.7米大幅下降到2005年的15.4米。同时盐碱度大幅上升，溶解性总固体值（Total Dissolved Solids, TDS）从0.95克/升上升到2.28克/升。为了节约水资源，当地利用塑料大篷减少水的蒸散发。

　　再到鄂尔多斯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北部是毛乌苏沙漠，南部是黄土高原。该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开发基地，外供煤炭占全国40%，外供天然气占全国50%，外供原盐占全国70%。这里同时面临很大的水资源压力，目前水资源使用量为200亿立方米，粗略估计，2010年将达到350亿立方米，2030年达到420亿立方米。由于水资源紧缺，该地大力寻找地下水。但问题在于，由于地下水水龄较长，消耗之后难以恢复。

　　最后来到华北平原地区。水文上划分的华北平原包括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的地区，占地14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亿，GDP占全国12%，粮食产量占全国10%。该地区水资源缺乏，年降雨量535毫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500立方米，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华北地区水资源极度缺乏，地表水1950年代以来急剧减少。地下水年开采量250亿立方米，占全部供水70%。地下水过度开发一方面导致开发难度增加，2008年浅层地下水最大深度深达62米，深层地下水最大深度深达112米；另一方面导致地面沉降，沉降幅度最大达3.25米，6万平方公里面积沉降超过200毫米。对华北地区243个样本的抽样调查显示，58%的地下水水质较差。此外，由于临海，华北地区还面临海水入侵导致地下水盐碱度增高的问题。

　　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环境系统、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进行统筹考虑。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可以模拟这些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通过设定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得到水资源供需缺口的不同预测结果。简单模型模拟结果显示，经济增长越高水资源供需缺口越大。

　　未来提高水资源有效利用的方式包括：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开发利用雨水、海水淡化、价格改革、建立海洋水库和水资源调配等。水资源利用还存在众多问题。例如国外一些国家已处于去水库化阶段，我国尚处在在大力发展水库阶段。南水北调工程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由地势较低的南部向地势较高的北部提水的面临的工程问题，调水引起的生态和环境和社会问题等。

　　水和环境的研究目前已被提高到新的高度，国家投资大量资金进行相关研究，建设水资源服务设施如污水处理厂，并设立国家地下水资源监测网对地下水资源进行监测。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正在进行“水专项”研究，计划第一阶段研究污染源控制和关键技术开发，第二阶段研究流域修复，第三阶段研究流域全面管理。

　　总体而言，中国的水资源不会耗尽。但在局部地区，如果使用不当，则会出现水资源耗尽的恶果。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大量人口、环境破坏和污染，都是水资源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最后借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一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当今是最好的时代；但是如果不加珍惜，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当今在子孙后代看来有可能成为最坏的时代。

（刘鎏、杨业伟整理）

                               中国社工协会副会长、公益时报社社长刘京

  2010年1月22日，第二届中国公益新闻年会在京召开，揭晓了2009年度10大公益新闻人物、年度10大公益新闻、年度中国传媒公益推动力奖。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公益时报》社长刘京到会并致词:

  首届中国公益新闻年会刚刚过去一年时间。正是在这一年中，媒体对公益事业的关注度空前高涨，媒体联盟推出的年度公益事件和公益人物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在媒体的报道中，公益事业、慈善捐助、企业公民、社会责任、社会工作、低碳经济、节能减排等词汇随处可见。仅就捐助为例，就有十二个相关的提法很有意思，它们是：“逼捐、巨捐、索捐、赖捐、裸捐、豪捐、诈捐、甩捐、直捐、假捐、行政募捐、诺而不捐”。客观地讲，媒体报道的角度比较多重，但每一个种类，都对公益事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上一届年会中，我们曾讲到，有三重力量在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而今天的会场，我们欣喜地看到，负责社会批评的媒体与公益事业两重力量是能够紧密协调发展的。
 
       2003年，在《公益时报》发起的企业公民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我有一位忘年交的朋友——朱传榘，54年前，他与5名科学家共同发明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朱先生有10分钟的演讲，他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谁知道美国为什么强大？”有人将美国的强大归功于美国式的自由、科技、国防，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美国的强大，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的非政府（NGO）或者说基金会非常发达。这些组织都是知识精英、企业家组织成立起来的，是退休政府官员控制的，财政来源来自美国有钱人，美国强大的基石就是这些基金会组织，这也是美国社会的基础，他们是工业社会精英组成的复合体。现在想起来，记忆犹新，当时朱先生在演讲时，数百人的会场鸦雀无声。
 
       此外，朱先生还有一段讲给《公益时报》的话，一直在鼓舞着我们奋然前行。他说，“做公益事业不是给人一口饭吃、也不是救一时之急，而是要强国富民，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看到了一张最好的报纸，看到了最好的文章，看到了一支最值得尊重的‘公益救国军’。你们是第一个把公益与国家民族联系起来的人，是国家的功臣，我向你们致敬，我要把你们的报纸送给国家最高领导，也送给海外的著名华人。你们做的是民族大义、千秋大业、万代基石！” 
 
       朱先生的一番慷慨陈词不仅是讲给《公益时报》的，而是讲给所有支持中国公益事业的媒体的，讲给所有公益事业从业者的，讲给所有关心公益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的朋友们的。我们大家一起，才能组建一支强大的“公益救国军”，来更好地推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今天到场的各位，很多人是对社会有着巨大贡献的企业家和媒体管理层，都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投身到公益事业中，希望我们能够在公益的道路上，携手并进！

 第二届中国公益新闻年会专题链接：

  http://www.gongyishibao.com/zhuan/2010news/index.html

　　宋国青在分析货币数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时，强调要先明确两个问题。其一，要明确通货膨胀和名义总需求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假定。”。其二，要明确货币数量和总需求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

　　他特别指出，在不同的国家，货币数量和总需求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并不一样。在我国，就目前来说，货币数量仍然是决定和预测总需求的一个最主要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惟一主要的因素，其他的因素跟这个比起来都相对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主要是由我国的企业融资结构和居民家庭资产结构所决定的。举例来说，在美国，企业融资主要的方式是发企业债。而在我国，企业融资中，银行贷款占据了绝大部分。

　　宋国青表示，明确了上述两个问题，再来看货币增长数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就会发现如果两个指标都采用同比增长率，会出现一种滞后关系。而通过对中国经济改革30年历史数据进行的综合分析，这种滞后关系在中国大约是11个月左右。

　　另外，从变动幅度上看，一般来说，货币数量波动大，CPI的波动会相对小一些。宋国青说还强调说：“在观察这种变化时，我个人认为应该采用同比月度数据。如果用年度数据，高和低一平均，就看不出变化了。像2009年的信贷数据，上半年多，下半年少，如果仅考察年度平均数也就看不到其中的变化了。”

　　就大样本的统计数据来说，通货膨胀率对货币数量的弹性是非线性的。即不是货币多增加一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就上升一个百分点。宋国青举例说，比如用同比月度数据，从1987年开始，选择275个样本，其中CPI最高的是27.9%，最低是-2.8%，差额是30.7%。与之相对应，11个月以前的275个货币指标样本，最大是38.8%，最小12.9%，差额是25.9%。所以通货膨胀率对货币的弹性是1.18，就是说货币供给多增长一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多上升1.18个百分点，这是就样本期间平均而言。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规律？宋国青解释说：“总需求多了1块钱，会在经济中被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真实经济的生产幅度增加，另外一个是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比货币增长率小。但是，假如说存在一个严格的生产能力边界，到了这个边界生产就不能扩张了，就可能引起更复杂的情况，甚至发生抢购。这个时候通货膨胀率和货币的关系不是1∶1，消费者会把原来的储蓄花出来。”

　　他接着谈到，过去的真实利率变化很大，一直到1998年，真实利率还非常高。但到了2000年利率差不多降到2%左右，从那以后，利率波动就很小了。“正是考虑到样本的变动，我们特别针对2000年以后进行了新的数学计算，推算出的时滞期大约为7个月。”

　　宋国青指出，在这段时间里，通货膨胀率最高是2008年2月份的8.7%，最低的是1.3%，CPI平均为2%。这个样本时间，即超前7个月，货币增长率平均是16.8%。这两个一减就是14.8个百分点。如果认为两者是1：1的线性关系，就意味着，把货币供应控制到同比增长14.8%就是0通胀。而按照这一新的推算，2009年11月份的货币数同比增长率是29.74%，可以说达到一个顶点，这也就意味着再过5个月，今年6月份通货膨胀率将可能达到最高点。

　　宋国青在分析货币数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时，强调要先明确两个问题。其一，要明确通货膨胀和名义总需求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假定。”。其二，要明确货币数量和总需求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

　　他特别指出，在不同的国家，货币数量和总需求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并不一样。在我国，就目前来说，货币数量仍然是决定和预测总需求的一个最主要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惟一主要的因素，其他的因素跟这个比起来都相对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主要是由我国的企业融资结构和居民家庭资产结构所决定的。举例来说，在美国，企业融资主要的方式是发企业债。而在我国，企业融资中，银行贷款占据了绝大部分。

　　宋国青表示，明确了上述两个问题，再来看货币增长数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就会发现如果两个指标都采用同比增长率，会出现一种滞后关系。而通过对中国经济改革30年历史数据进行的综合分析，这种滞后关系在中国大约是11个月左右。

　　另外，从变动幅度上看，一般来说，货币数量波动大，CPI的波动会相对小一些。宋国青说还强调说：“在观察这种变化时，我个人认为应该采用同比月度数据。如果用年度数据，高和低一平均，就看不出变化了。像2009年的信贷数据，上半年多，下半年少，如果仅考察年度平均数也就看不到其中的变化了。”

　　就大样本的统计数据来说，通货膨胀率对货币数量的弹性是非线性的。即不是货币多增加一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就上升一个百分点。宋国青举例说，比如用同比月度数据，从1987年开始，选择275个样本，其中CPI最高的是27.9%，最低是-2.8%，差额是30.7%。与之相对应，11个月以前的275个货币指标样本，最大是38.8%，最小12.9%，差额是25.9%。所以通货膨胀率对货币的弹性是1.18，就是说货币供给多增长一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多上升1.18个百分点，这是就样本期间平均而言。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规律？宋国青解释说：“总需求多了1块钱，会在经济中被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真实经济的生产幅度增加，另外一个是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比货币增长率小。但是，假如说存在一个严格的生产能力边界，到了这个边界生产就不能扩张了，就可能引起更复杂的情况，甚至发生抢购。这个时候通货膨胀率和货币的关系不是1∶1，消费者会把原来的储蓄花出来。”

　　他接着谈到，过去的真实利率变化很大，一直到1998年，真实利率还非常高。但到了2000年利率差不多降到2%左右，从那以后，利率波动就很小了。“正是考虑到样本的变动，我们特别针对2000年以后进行了新的数学计算，推算出的时滞期大约为7个月。”

　　宋国青指出，在这段时间里，通货膨胀率最高是2008年2月份的8.7%，最低的是1.3%，CPI平均为2%。这个样本时间，即超前7个月，货币增长率平均是16.8%。这两个一减就是14.8个百分点。如果认为两者是1：1的线性关系，就意味着，把货币供应控制到同比增长14.8%就是0通胀。而按照这一新的推算，2009年11月份的货币数同比增长率是29.74%，可以说达到一个顶点，这也就意味着再过5个月，今年6月份通货膨胀率将可能达到最高点。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警告说，失业问题、债务问题、资产泡沫等问题依然是高悬在世界经济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经济复苏的基础还异常脆弱，不排除二度衰退的可能。避免复苏过程的曲折，降低复苏过程中的风险，更需要国际合作。

　　贸易保护主义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的短视行为，最终只会拖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上世纪大萧条的教训当引以为鉴，一场保护主义浪潮就会使一切救市努力前功尽弃。国际社会应当化承诺为行动，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经济复苏提出严峻考验。2009年以来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和金额均创历史最高。截至2009年11月份，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贸易救济调查103起，其中反倾销67起，反补贴13起，保障措施16起，特保7起。此外，中国还遭遇美国337调查6起。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局长周晓燕表示，2010年中国外贸面临的形势将更加复杂严峻，贸易救济工作将面临更大压力。各国保护国内市场和争夺国际市场的竞争仍将日趋激烈，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中国部分产业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同质性趋强，竞争面扩大，也会产生贸易摩擦。

　　对此，除了通过谈判磋商、法律抗辩、业界合作、贸易救济等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外，更重要的是，我国要尽快调整出口拉动型的经济方式，大力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这种转型要求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和合作，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实现共同发展。

　　此外，在刺激政策的退出方面，国际社会也应加强合作，避免由于退出步调不一而对经济产生新的波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在达沃斯表示，当前世界宏观经济复苏还很不稳定，在退出方面，需要全球共同合作、一致行动，避免由于退出步调不一而对经济产生新的波动。

　　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表明，缺乏合作与协调的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在应对危机时，国际社会需要共克时艰的责任和团结；在寻求危机之后的可持续发展时，国际社会更需要精诚合作。